自古以来，香料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它不仅是食物调料，也是治病的药材，还是供奉神灵和修身养性的附属品。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，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便已使用了香料。商周时期，华夏先祖开始用燃烧的香木祭祀神灵，称为“燎祭”。在先秦古籍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尔雅》等著作中都有许多使用辛夷、石兰等芳香植物的记载。

古代人们所使用的香料分为植物类和动物类两种，尤以植物类香料为主，如胡椒、肉豆蔻(皮)、丁香、檀香木、沉香、苏合香、乳香、没药、迷迷(迭)香等。这些植物类香料多为古代印度、西亚、东南亚等地所产，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和中国，并对当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。

一

至晚在西汉时期，中国已大量从西亚、南亚、东南亚等地进口“香药”，既入药用，也为日常熏用。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熏香炉中，就残留有来自西亚的乳香块；《后汉书·天竺传》曾记述，天竺产胡椒；《魏书·波斯传》亦记录了波斯商贾从印度贩运胡椒至中国的情形。从唐代开始，随着“胡食”的流行，胡椒等渐为调料之用。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曾记述：“胡椒，出摩伽陀国，呼为昧履支。……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。”随着古代中国社会对香料需求的增长，胡椒种植区东移，种植范围从印度扩大至东南亚地区。《海药本草》卷3记云：“胡椒，生南海诸地。”据宋代赵汝适《诸蕃志》记载，印尼爪哇岛已广植胡椒。元代，胡椒的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至马来半岛东南部的八都马，但其品质亚于爪哇所产。到了明初，苏门答剌(腊)国“胡椒广产”。胡椒种植面积的扩大及中国胡椒进口地的改变，促使海上航路的拓展和变化，推动宋元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。

在宋代以前，丁香在中国销量不大，主要用作口香剂。赵汝适《诸蕃志》卷下“志物”记载：“丁香出大食、阇婆诸国，其状似丁字，因以名之。能辟口气，郎官咀以奏事。”这一时期，产自印尼班达群岛的肉豆蔻也传入中国，作为药剂和食物调料。檀香、沉香尤为华人喜好。檀香木的种类有很多，主要生长在南亚次大陆南部、爪哇岛、帝汶岛、小巽它群岛一带，尤以爪哇岛所产为佳。沉香产量较少，产于印度、缅甸、柬埔寨、马来半岛、菲律宾、摩鹿加群岛和中国海南岛等地的深山老林中。东汉以来，随着印度高僧东来和中国高僧西行求法，檀香、沉香输入量不断增加，香料与人们宗教生活及修身养性的关系日益紧密。古代中国上层社会和寺庙道观把檀香、沉香用作熏香，时可入药，为宗教生活不可或缺。此外，古代中国人还制作了香炉、发明各式燃“香”术等，发展出独特的香文化。

总体来说，香料输入中国的途径，在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，由于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技术尚不发达，除少量从南洋经由海路进口，主要还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西亚、南亚次大陆等地传入。唐代中期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，香料和瓷器渐成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引用了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所记“广州通海夷道”，详细记述了唐代中国从海上前往大食地区的通道。当时，阿拉伯和南亚地区所产乳香、安息香、藏红花、小豆蔻、胡椒、檀香等通过这条航线成批输入中国；中国出产的麝香、樟脑等也输往阿拉伯地区。这一时期阿拉伯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路线，也被一些学者称作“香料之路”。

宋元以来，通过海路的朝贡贸易逐渐成为香料输入中国的主要途径。明初，为了保证宫廷有足够的香料供应，永乐帝命令交趾以苏木、沉、速、安息诸香代替租赋。加之郑和在西洋收购香料，东、西洋番国知晓明朝对香料的喜好，于是番国贡献往往以香料为主。中国朝廷对番国进贡方物往往给予高于贡品价值的赏赐作为回报。明代香料的朝贡贸易既体恤“皇恩浩荡”，加强了明朝与东南亚诸邦的政治、经济联系，又弥补“禁海”所致香料等的短缺。诚如明人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卷4“商贾纪”中所说：“且缘入贡为名，则中国之体愈尊，而四夷之情愈顺。即厚往薄来，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。”受明朝朝贡制度的影响，一些不出产香料的亚洲国家也向他国采购香料，再进贡给明朝廷，促进了香料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互流动，推动了香料贸易的发展。

这一时期，香料在中国使用范围逐渐扩大，从奢侈品逐渐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，对香料的需求都大为增加。明初仅太岳、太和山宫观所用的降真诸香，每3年需7000斤左右，而内府所用，能达到五六倍。到明世宗初期，每年宫廷采买沉香、降香诸香10多万斤，尚不够用。万历时，朝廷要求库存的每种香品每年达到2万斤。此时来自东南亚的胡椒还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，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、奖励军功、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，市舶抽分、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，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，甚至代行货币职能。

中国社会对香料的巨大需求，以及香料贸易的巨额利润，吸引了明初大批私商下西洋贩香，华商迅速发展海外贸易，构建起遍布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。为了顺应社会需求和增加税收，明朝廷不得不于隆庆元年(1567年)开放“海禁”。此后，大批华人私商扬帆出海，与西方殖民者角逐香料利益。